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这是一个后来的概念,也是一个充满争议、见仁见智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波兰文,后又传到俄国,在法国1894年发生了着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后而逐渐兴起;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西方一直都是“显学”,许多着名的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看法。[1]本文这里不准备涉足这个概念的争议与对之进一步的阐释,取的只是其比较简单的、约定俗成的含义,着眼于知识分子作为“行动人”的概念,而不是其作为具有“宏大叙事”性质的“理念人”——理念的创造者与解释者的概念;或更简单地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2]由以上可知,知识分子是具有学识、修养与思想能力的人,他们主要从事着知识的创造、传播与传承,其成员主要包括在科研、人文、工程技术、教育、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咨询服务等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大学校园(包括研究机构、咨询机构)里的学者、专家们尤其是其主体。不应当否认,这也是一般人所接受的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是“士”,其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传统了。不过,从较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而促使其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即是“四民皆士”的新观点和所谓“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对立。[3]而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除,则是“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分裂点,它为读书人开辟了许多新路,但也使得中国长期延续的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使大部分的读书人成为一个自由浮动的阶层,士大夫的来源枯竭了,并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使他们愈感到“士之无用及自我定位之困难”[4]。这就彻底改变了士大夫的命运和功能,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边缘化现象开始继续,直到被完全边缘化为止;[5]同时,还伴随着边缘势力如商人、军人等集团力量的勃兴与知识分子主动造自己的反的自我边缘化现象。[6]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知识分子边缘化只是一个泛指,并不是指所有知识分子都边缘化了,就是在这个被边缘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还上演着“一幕接着一幕的重头戏,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为中国求变求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其中少数领袖人物更曾风靡一时,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仰慕。中国知识分子不但不在边缘,而且还似乎居于最中心的地位。”[7]实际上,这个现象不独知识分子开始边缘化的20世纪前20年为然,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和进步都与近代知识分子吸纳新知识、新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8],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的作用,当然这个现象也不独中国如是,作为每个社会中的精英人物,知识分子都带动其所属社会的发展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9]不过,对于灾难慎重的近代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可能尤为突出,但其遭遇和所受的待遇也颇与众不同,极富有“中国特色”。

1949年以后,批判《武训传》、反胡风、胡适批判、反右等一系列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事件无不是针对“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来、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的;接着,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把知识分子整体划入了剥削阶级的范围。知识分子在被戴上“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帽子以后,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反智论观点随之广为流传,本应该为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做出大贡献的知识分子被当作了“异端”,被排斥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之外,而随后的“文革”更是把这种行为推向了极致,知识分子就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基本角色也被剥夺了,他们当中有学识、有成就的代表人物还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这样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群体本身,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深深损害了刚起步的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现代化重新起步。由于中共汲取了已往的有关经验和教训,开始比较正确的认识和对待知识分子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形下,知识分子摆脱了长期受“疏离”(alienation)的寂寞、终于感受到了些许“早春天气”的“温暖”。

但随改革与市场化的深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就目前而言,大学里学术和自由思想的衰落、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与个人研究兴趣的日趋没落已经成了不争的也可能是令人痛苦的现实:由于学术资源、现时代中国学界学术能力的限制,更由于体制的弊端,饮鸩止渴式的高校扩招已经引起了学术标准的大大下降,大学里流水线式地生产出的高等人才,其学识的浅陋既糟蹋了自己,也危害了社会,更要命的是大量不合格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人的出现正在大大降低知识分子及其所从事的智力活动的价值与地位——越来越多高学历的知识人却正在做着与其所受教育大相径庭的职业、越来约多的高学历人才工作无着、尊严全无;同时,大学校园里敢于特立独行、坚持己见的人越来越少,而投机、胆怯、虚伪与不负责任成为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校园不再是莺歌燕舞的象牙塔,对世俗荣誉的渴望与追逐早使现代知识分子降低了对自己、对知识的要求与追求,敬业精神与自由思想日益屈服于商品拜物教的石榴裙下——教师自贬身价宁愿去外打工挣钱也不愿意把精力花在学校里教书搞研究;课堂、实验室成了知识分子走穴的地方,他们转向具有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意义的大众媒体,其地位的高下由他们与媒体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来划分,[10]于是他们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常客,通过媒体来获取名声和利益——在公众面前做无所不通“权威”,这样的“作秀”和“煽情”成了他们最大的享受,也最大地实现了他们的价值,“功夫在诗外”——藉时会、靠稗贩,用非学术的力量成就大名是此辈中人的终南捷径,“为学问而学问”早已经被对名利的崇拜所代替,知识分子“清高”的形象变成了神话——“市场力量对文化之并吞,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11],所有这些就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化领域里的贫乏与无聊,导致了人类学术史上空前也可能绝后的学术腐败,导致大家越来越喜欢玩弄玄虚,越来越爱哗众取宠和媚俗,在最流行的知识样式与风气之后潜藏着知识分子创造力的匮乏与思想的懒惰——在最多的文章里显示着最少的思考:一方面是作伪与庸俗的模仿、专业论文与书籍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天才式作品的缺失和精英文化的失落,所见的只是庸俗的模仿与疯狂的发泄,只是浮躁、平庸、无聊与贫乏。

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虽然如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言: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阅读大众;总括来说,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难堪,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因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12]这里萨义德因其独特的心路历程,对知识分子所做的依然是“立法者”这一悬鹄甚高的要求,颇回应顾炎武“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和中国“吾道一以贯之”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传统呼声,不过,再对当下知识分子作这样的要求显然已经不太合乎实际,有点曲高和寡了,毕竟,如英国着名社会学家鲍曼(Bauman, Z.)所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者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13],而“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尤其是在一个技术专家统治的工业社会里,变得比技术知识分子更加处于边缘地位,更加受到冷落。”[14]这些话很值得目前一些一直在大谈“公共知识分子”和以之自居企图影响“公共领域”的人文学者的注意与警觉——“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实际上,这些提出来用以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说法,都出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与话语体系,其“话语”(discouse)有其自家的实际情况做基础——特别是其基督教和市民社会背景,未必适用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热衷于谈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却只能用国外的理论和术语、鹦鹉学舌地借用或重复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这某种程度上也不能不是一种很深的尴尬和无奈(实际上这类公共知识分子似的关怀与特例本不假外求,许多中国传统士大夫都有如是想法,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其中更不乏有舍生取义者);不过,更可能是有些人只是以“公共知识分子”为借口,企图把这作为重新返回中心的手段。

同样,在实际生活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社会和文化的市场化、商业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其明显缺乏控制市场和感召社会的力量,也无法希图在现在与不久的将来会拥有这种力量,而且社会也已经不再分派给知识分子这样独特的社会责任,勉力而为之,很难不走上“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或曲学阿世的歧途。当然,这话的意思不是不让知识分子表态,更不是反对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社会——陈平原教授1993年在《读书》上刊出的名文《学者的人间情怀》里的话值得我们记住:“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读书人倘若过高估计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除非不问政,否则开口即露导师心态。那很容易流于为抗议而抗议,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其次,万一我议政,那也只不过是保持古代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社会交给的‘责任’。也许我没有独立的见解,为了这‘责任’我得编出一套自己也不大相信的政治纲领;也许我不想介入某一政治活动,为了这‘责任’我不能坐视不管……如此冠冕堂皇的‘社会责任’,实在误人误己。那种以‘社会的良心’、‘大众的代言人’自居的读书人,我以为近乎自作多情。”[15]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发言之前先要做点反躬自省与自我批判,说得不客气一点,过高的调子总是给人一种矫情和虚伪的感觉;而现实中,某些对“公共知识分子”话题谈兴正浓的所谓专家学者也正可作如是观——一面以体制外知识分子自居,而另一面却在大力计较体制内专家的待遇; 一面要做“社会的良心”,另一面却早已奔走于权贵之门,真的是“学以致其道”、有学有术!“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人实在不如其“文”来得正派和光明!与其作这虚伪的两面派、假正经,何不做个“介入的旁观者”(the committed observer)呢?必要时既可以靠自己的学识与良知关怀现实人生,也免却了“乡愿”的讥讽!

实际上,目前的西方学界也存在知识分子过分依附于政治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向体制和商业投降的现象,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现实中知识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大都投靠于政治集团或商业集团,从而丧失了其批判性,[16]因而连西方学界都在感叹知识分子独立性与批判性的丧失[17],波普尔(Karl Popper)针对德国法西斯和斯大林极权制度的暴行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表现出的软弱性,就曾经沉痛地表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每出于懦弱、专横或者骄傲而干下最可怕的事情。”[18]其实,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不也是曾经在某些时期“自觉不自觉地发挥其历史性格,对群众起了欺骗和精神毒害的作用”吗?[19]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在具体领域里工作的“专家型知识分子”(mental technician),日益关注于物质与技术的层面,其同掌权者的关系只不过是“有利用价值的关系”,只具有工具性的角色——“接受其问题和目标,或是成为意识形态专家,提高其声望和权威”,[20]以维护其合法性(legitimation),而我们这里还在试图重新建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宏大的神话,这颇耐人寻味!最终,“公共知识分子”的自诩与呼吁也可能如“哲学王”这个目标一样,不过是一个“高贵的梦”(“a noble dream”)、是一种“知识分子的鸦片”或堂吉诃德式的悲情罢了!

事实上,尽管对公平、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的追求并不只是知识分子独特的责任,尽管知识分子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21]尽管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22]但在其职业之外,他还是应该“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毕竟,“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应该长期存在,不管在什么制度下”。[23]这其实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借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处于一个非常奇异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使得那些非做不可的俗事,变成了出于知识分子良知不得不为的事”[24],确实,任何时代都需要有良知、有胆识、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招牌是不必要的,反而很容易让人认为——这只是一种 “思古之幽情”和借题发挥,其意义就在于免却知识分子孤芳自赏式的自作多情与无可奈何的愤世嫉俗,并希望藉树立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范型(ideal type)来寄托身处边缘的不满和不甘,以获得走向中心的机会;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根据社会学家米尔斯“基于对权力的现状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吸引当权者注意,是愚蠢的乌托邦幻想!” [25] 

既然如此,“有志于道”的知识分子何不就做个“介入的旁观者”?借用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话就是:“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26]

本文原载《书屋》2004年第4期,与原文相比,这里笔者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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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对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目前见到的比较好的梳理和分析,当属台湾学者蔡锦昌的《从概念建构检讨西方的“知识分子”研究》一文,见《思与言》第34卷第1期(1996年3月),第111-168页。不过,也有别的“知识分子”产生系谱,如法国史家勒戈夫就认为,“‘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里流行。”参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4-7、148-149页等。

[2] 见(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198页。

[3] 所谓“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是费孝通先生的提法:“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自然知识”是“农圃百工所赖以为生的知识,用普通的话说,是利用自然来生产的知识。”“规范知识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见费孝通《论“知识阶级”》一文,载费孝通等着《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重印上海知识观察社1948年版,第12-13页),参看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台大文史哲学报》第五十六期(2002年5月),第6-7页。

[4] 见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第6-15页,又参看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其《权势转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3页。

[5] 参看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见《二十一世纪》第六期1991年8月号,第15-25页);又可参看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其《权势转移》,第191-241页)。

[6] 参看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见《二十一世纪》第十七期(1993年6月号),第11-22页;王泛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第1-28页。

[7] 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见《二十一世纪》第六期(1991年8月号),第16页。

[8] 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见氏着《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9] 参看(意)帕雷托(Vilfredo Pareto):《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8-304页;参考帕雷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 (法)布尔迪厄(Bourdieu, Pierre)在其《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深刻地剖析了电视等媒体和知识分子互相借重的关系;一方面,电视等媒体为知识分子提升其文化资本提供了位所;另一方面,媒体又利用知识分子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其结果是双方的“共赢”。电视等媒介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通过“评选最佳图书”之类的节目的策划和实施,来消解文学艺术自身的自律性和优秀标准,进而以某种“象征暴力”手段来改变知识界或文艺界关于优秀的标准,使之适合于商业化的价值,获得经济效益;而知识分子则通过在媒体上作“秀”(show)来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象征资本和象征权力。

[11] 见(英)鲍曼(Bauman, Z.):《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页。

[12] 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17、23页。

[13] 见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第223页。

[14] 见(美)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5] 见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载《读书》1993年第5期,第80页。

[16] 参看(英)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7] 参看索飒、(墨)海因兹·迪特里齐:《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分别载《读书》2002年第5期(第31-37页)、《读书》2002年第6期(第72-77页)。

[18] 见(英)戴维·米勒编:《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8页。

[19] 参看杭之:《一苇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页。

[20] 见(美)米尔斯(C. Wright Mills):《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9页。

[21] 见(法)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2] 见雷蒙·阿隆:《阶级斗争》,第198页。

[23] 见雷蒙·阿隆:《阶级斗争》,第200、202页。

[24] 见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第94页。

[25] 见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第208-209页。

[26] 见(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刘燕清等译,第65页。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感谢作者赐稿!